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点。 其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其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CrossingBoundaries)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 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CompetitiveCoexistence),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阂。 其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 在亨氏的言论中,尽管没有太多地直接谈论未来中国在文明冲突中将会如何,但涉及中国的论述应该说不算少,因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观点更是许多国人而不仅仅是国际问题专家感到惊异和不能接受:文明间的关系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CoreStateWars);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等等。亨氏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为我国政界高层和学界人士广为熟知,具有极高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