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本可不上吊：是谁把他逼上煤山

        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思宗御押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
　　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17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稻米高产区因过度追求货币的增值而导致粮食匮乏，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结构。清兵的入关与清朝的建立，才引导着中国从危机中走了出来。
　　这样的理论，似乎也可以为思宗这个亡国之君开脱了。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人才何代无之？要在知人善任罢了。然而崇祯一朝"有君而无臣"。思宗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而且，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
　　自信：除魏忠贤"神明自运"四字，是明末清初松江(今上海市)名士夏允彝对思宗除去太监魏忠贤一事的评价。稍后的历史学家如谈迁等人，对于思宗在除魏忠贤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稳重、魄力，都叹赏不已。的确，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思宗的政治才能曾昙花一现般绚丽夺目。他在接替自己的长兄朱由校的皇位之后，很快进入角色，并顺利排除一切影响他皇位和执政的因素。在明代历史中，思宗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无疑是在不动声色中除去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天启皇帝死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定次思宗手书"九思"年改元崇祯。当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思宗，只是因为明代皇权的权威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暗中的毒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思宗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巡视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整个宫中，都处在一种非常恐怖和压抑的气氛当中。登基之后的思宗，深知要除去魏忠贤，必须要首先稳固自己的地位并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魏忠贤对于思宗，则始终无法揣透其心意。他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将如何对待他。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给思宗。思宗在明代皇帝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怎么好色。在当时战战兢兢的心态下，思宗自然对美色更无兴趣了。
　　据说，思宗怕引起魏忠贤的担心，将魏忠贤送来的4名绝色女子全部留了下来，但却仔细地将4名女子都搜了身。结果，4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思宗命4人将药丸毁去。魏忠贤千方百计地想导引思宗做一个荒淫的皇帝，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就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同样被思宗识破，并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既然美色无法打动思宗，魏忠贤于是干脆采用更赤裸的试探方式。这时，一思宗手迹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思宗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魏忠贤于是在九月二十五日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思宗的批复是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次顺水推舟之举，便抑止了朝野上下对于魏忠贤的进一步崇拜，而又不致引起魏忠贤的恼怒。相反，思宗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自然，思宗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收回来的。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却又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也许，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机的，有不动声色的，有戆(zhuànɡ)直冒死直谏的。因此，最后倒魏的时机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动的。天启七年(1627)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却美化"厂臣"魏忠贤--"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为厂臣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之策。思宗自然知道时任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在阉党中的分量。崔呈秀在魏忠贤门下号称"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而且，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的儿子崔铎虽然目不识丁却还能中进士。逐去崔呈秀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在静候了7天后，思宗决定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此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
　　敏锐的官员们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于是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十月二十二日，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十月二十四日，兵部主事钱元■(què)弹劾魏忠贤；十月二十五日，刑部员外郎史躬盛弹劾魏忠贤。直到二十六日，思宗一直不动声色，任由着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高潮一波胜过一波，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依然无动于衷。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名器。应当说，钱嘉征此疏并不是空洞的议论，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
　　于是，思宗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去找了他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也许可以保富贵。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思宗的允许。十一月初一日，思宗斥责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1000人、40余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向南去了。一个戴罪的宦官竟然还敢如此跋扈，无疑进一步刺激了思宗敏感的神经。于是，思宗接着下了一道谕旨，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亲兵散尽的魏忠贤孤零零地呆在旅馆里，听着旁边房间里一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只听得"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在旅馆中绕房疾走，自缢而亡。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也很快就着手进行了。在思宗的一再严厉督责下，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所谓阉党逆案终于定谳(yàn)。
　　思宗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是能借助皇权为恶罢了，很难动皇权分毫。然而，思宗在除去魏忠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还是令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肃清了魏忠贤的政治影响。这些，都体现了思宗的远见卓识。然而，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思宗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袁崇焕像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事事乃亡国之象。然而，崇祯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
　　多疑：杀袁崇焕思宗的多疑，在明代历史中也是有名的。在他即位不久，就曾经有一个名叫陕嗣宗的御史上疏指出思宗的性格中有"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即"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在处理袁崇焕问题上，思宗从极度信任逐渐转为极度生疑。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落籍于广西藤县。由于是南方人，思宗私下里称他为"蛮子"。明代两广并不是文化发达的地域，所以当地出身的官员倒确有另外一种气质。像出身于广东琼州府(今海南省)的海瑞，也曾经是一代名臣。袁崇焕的才能，体现在军事方面。即使在他被杀之前的一段时间，思宗仍是以为"守辽非蛮子不可"。可以说，他是明末最善于与后金军队作战的明军将领。他是一名文臣，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进士，却在天启六年(1626)就做上了肩负东北防务重任的辽东巡抚。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军事才能。曾经向思宗推荐过袁崇焕的官员吕纯如，对袁崇焕就有"不怕死，不爱钱"的评价。"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就足以开出一个太平盛世来。明代的边将中，不贪财的极少。像万历年间着名的边将谭纶、戚继光，都非常善于敛财。明代的许多次兵变，多半是因为边将的贪财和克扣军饷造成的。因此，袁崇焕"不爱钱，不怕死"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必然能够取得士兵们的拥戴。袁崇焕的军队在明末也就成为最能作战的军队。
　　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后，在明军与后金军队的力量对比中，后金军队明显占据优势。幸好宁远一战，袁崇焕用新式武器红衣大炮胜了一次，暂时使辽东战局在天启六年出现转机。但是，袁崇焕很快被魏忠贤罢免。思宗即位，在处理完魏忠贤一事之后，便全力应付辽东战局。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重新召还了袁崇焕。次年元月，即任命袁崇焕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于是将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然而仅仅3年过后，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的下午，袁崇焕便在京城的西市被凌迟处死，然后传首边关示众。这可说是思宗统治期间最大的冤案。
　　历史学家们对袁崇焕之冤死，有过许多的解释，例如袁崇焕"五年平辽"的夸夸其谈、擅杀毛文龙、党争的后遗症、皇太极的反间计，这些恐怕都是致袁崇焕于死地的重要原因。但是，杀袁崇焕的决定，毕竟是由思宗亲自做出，而且立即派刑部侍郎涂国鼎前去执行，更可怕的是实行非常残忍的凌迟之刑。对比3年前的平台召见、君臣面晤、赐尚方宝剑，已是天壤之别。其间变化，固不能没有思宗的心理因素。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若不是思宗素来多疑，皇太极的反间计也未必能成功。关于皇太极的反间计，阎崇年先生在其《正说清朝十二帝》中曾经细述过，无非是效仿《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模式，让俘来的宦官杨某偷听得"袁经略有密约"的对谈，再纵杨某逃跑。杨某一回京城向思宗汇报，自然袁崇焕便麻烦了。况且，此事又发生在后金军队逼近京城之时。
　　袁崇焕在崇祯元年(1628)七月接受皇帝召对时，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这不但让皇帝欣喜，更让在旁的大臣们惊讶。因为，在当时明朝与后金的对抗中，明军能在辽东抑住后金军队的进攻，已属不易。"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的豪言壮语，无异梦呓。袁崇焕这么说，据他自己讲，不过是为了"聊慰上意"，暂时宽慰宽慰思宗而已。然而，思宗是一个急于求功、遇事刻苛的主子，到时可是要循名责实的。平心而论，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布置得很好。所以，最终后金军队选择进攻的路线是绕过宁远、锦州一线，从蓟门南下，进逼京师。崇祯二年(1629)十月下旬，后金军队10万到达遵化城下，距京师不过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 
　　袁崇焕的反应是立即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增援，然后自己也于十一月初五日率兵入关。按照当时总督京城防卫的大学士孙承宗的意见，明军应当拒敌于顺义、蓟州、三河一线，而不应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焕先是没有设法阻截后金军队，接着又退守京城。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大军到达京师广渠门外。这样，袁崇焕此举无异于纵敌深入，而京城内外的官民因此更受骚扰。
　　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在先，是故意引后金军队入关的。这也是后来袁崇焕被处死时遗体被民众"抢食"的原因。皇太极及其谋臣范文程策动了除去袁崇焕的反间计，也许正是受当时谣言的启发。思宗对于袁崇焕的容忍与信任，伴随着宦官杨某的入告，肯定也荡然无存了。十一月二十日，满桂在德胜门，袁崇焕在广渠门，同时与后金军队开战。满桂退守德胜门之瓮城，而袁崇焕身先士卒，将皇太极逼退。二十三日，袁崇焕入城晋见皇帝，请求像满桂一样，辽宁兴城祖氏牌坊(思宗为表彰祖大寿、祖大乐的军功而建)
　　可以让士兵入城休整，却遭到思宗的断然拒绝。思宗真不愧是一个猜忌之主，一方面对袁崇焕有戒备之心，一方面却在召见时脱下貂皮大衣为袁崇焕披上。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来掩遮自己的猜忌之心，思宗的做法令人想到不久前他除去魏忠贤的心机，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可怜的是，袁崇焕却丝毫没有觉察。二十七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局势趋于平静。
　　袁崇焕墓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初一日，思宗在平台召见了袁崇焕、祖大寿、满桂三人，着锦衣卫拿下袁崇焕。祖大寿是袁崇焕部将，遂节制辽兵，率部东返，离开战场。后来还是靠着狱中袁崇焕的亲笔书信，才将祖大寿及守辽军队召还，并收复永平、遵化一带。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袁崇焕来整倒内阁辅臣钱龙锡，李自成像说钱龙锡与袁崇焕两人早就密议与后金议和。议和，这对于刚愎自用的思宗来说，在当时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此论一出，袁崇焕算是死定了。
　　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命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焕传》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无人可以收拾。因此，当崇祯三年农民起义声势明显壮大后，明王朝从此便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之中。但是，思宗似乎从来就不会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在此之后，他还曾密令孙传庭在崇祯十五年(1642)杀了李自成的同乡贺人龙，等于杀了一名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颇为悍勇的将领。贺人龙被杀后，农民起义军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因此，思宗的多疑、擅杀，无异于自毁长城。躁刻：驭下太严一个人的悲剧，常是他的性格的悲剧。
　　孟子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国与役处。就是说，一个亡国的君主总是将他的臣民视为奴役。思宗恰恰正是这么一个人。虽说在明代君主高度专权的政治环境中，皇帝是不可能以"师、友"的态度来对待臣民的，但是，思宗对于大臣的态度，其严峻和刻薄已经超出想像。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皇帝，他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以来政府的陋习。陕嗣宗批评思宗的"五不自知"的奏疏中说："今皇上于二三大臣间，呼之而前，唯恐不速，长跪逾时，备加谴诃，甚者刚遭指摘，便责以受贿。敬大臣之心何在？臣恐日习于尊倨而不自知！"又说思宗"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
　　应当说，陕嗣宗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所以，无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孝宗、穆宗统治的时代，倒是名臣辈出。后代历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有君而无臣"，其实，因为思宗过分地苛责大臣，大臣们动则得咎，哪里敢有什么动作呢？所以，崇祯一朝中，真正能够办事、愿意办事的大臣不多；而且，崇祯一朝中，被杀的大臣也颇多。频繁地更换大臣和滥杀大臣，是崇祯朝的特点之一。崇祯一朝17年，设内阁大学士如弈棋一般，轮换了50人，变换之快，真是让人啧舌。其中任期较长的两人，分别是温体仁和周延儒。两人在《明史》中都列名于奸臣传中。温体仁，字长卿，祖籍乌程，后落籍归安，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是一个城府极深之人。
　　崇祯元年(1628)，他通过攻击钱谦益在主持会试中有舞弊嫌疑而得到思宗的赏识。次年，有御史任赞化攻击温体仁娶娼受贿，反而被思宗以为党羽钱谦益而罢免。思宗有鉴于万历、天启朝的党争，对于大臣结党最为反感。他对于温体仁的欣赏，是因为温体仁"孤立"、"无党"。崇祯三年(1630)六月，温体仁入阁为大学士。此后，温体仁为大学士8年。周延儒，字玉绳，宜兴人，早温体仁一年入阁。但是，温体仁与周延儒在内阁中并不相让，相互倾轧。崇祯六年(1633)六月，周延儒被温体仁逐出京城，温体仁把持了内阁，于是民间遂有民谣说"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这是指当时内阁中的三位大臣：温体仁、王应熊和吴宗达。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 
　　一时间，这首民谣在京城街头成为笑谈。堂堂内阁大学士被人如此讥笑，可见其人品之劣。然而，就是这样的温体仁，却一直执政8年，直到崇祯十年才被罢免。之后，周延儒复入阁。但是，崇祯十六年(1643)，周延儒被勒令自尽。在周延儒之前，内阁大学士薛国观也被思宗处死。总共17年间，被杀的大学士有两人，被谴戍的大学士也有两人，即钱龙锡、刘鸿训。作为皇帝最亲信的大臣，内阁大学士轻易落到这样的下场，实在令大臣们寒心。孟森说："自有阁辅以来，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祯间则再见，岂复有敬大臣之意？"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先后下狱，狱中瘐死2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兵部尚书中，王洽因崇祯二年清兵入关而下狱瘐死，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而被处死。在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7人：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biàn)；巡抚被戮者11人：蓟镇王应豸(zhì)、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这些大臣，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他们动辄遭罪被杀，也就很容易说明崇祯朝军事上的大溃败了。
　　思宗立孝陵"禁约"碑对于一般的言官，思宗也总是非常严峻。崇祯元年十一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言官场贪污之风甚盛。当然，这样的奏疏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明指谁人贪污，谁人受贿。但是，思宗一面表彰韩一良的忠心和敢言，一方面却非要韩一良指名道姓以回奏。韩一良知道一旦指名道姓，就是得罪人的事情，所以只说是"风闻"。思宗大怒："难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内指名来。"按思宗的意思，既然言官忠心为国，就要敢于破除情面。韩一良只好找一些已经有议论的官员来搪塞。但是，思宗再对韩一良疏中"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金"纠缠不休，要韩一良说出500两银子是哪些人送的。这时，韩一良再不肯说。于是，韩一良被革职为民。
　　仅仅数月之间，从表彰到革职，还算敢言的韩一良却得到这样的对待。在晚明社会中，官场中的弊端自然不少。相互间送书帕(书仪)是极正常的事。思宗希望一举之间将这种风气杜绝，却又着意在惩罚官员，这样官员们最终只是互相袒护，不敢再说真话了。崇祯二年关于工部招商中收取回扣一事的处理，也充分体现了思宗急于求治的急躁心理。这一年的闰四月，工部尚书张凤翔上疏指出工部招商收取回扣之弊政。内阁大学士韩■、李标、钱龙锡都说："此从来陋规，望皇上宽处，后边人敢说。"但是，最终思宗将巡视工部库房的工科给事中王都、陕西道御史高赉明革职严办，等于是让一两个臣工为多年来的积弊传说思宗自缢处承担责任。这也反映思宗随意处理臣工的做事风格，而这样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大小臣工们对于朝政中的一切事情，最好是噤口不言。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着名的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思宗的奏疏中这样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而思宗最终也只落得众叛亲离。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思宗煤山上吊时，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伴。
　　思宗自杀以后，他的子女散归民间，下落不明，从而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长公主、皇太子与朱三太子思宗的子女不幸生在了末代帝王之家，这就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皇太子先后出现过法国人绘《崇祯皇帝自缢图》两个；朱三太子先后出现过多次。不过，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都很悲惨，都最终被处死。相比较而言，思宗的女儿后来的下落倒还比较清楚。这是因为，思宗在决意自缢之前，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受辱，曾先后对自己的两个女儿下毒手。即使侥幸生还，也决无法遁逸。武侠小说常伪托的长平公主，实际上死于顺治三年(1646)。思宗总共有六女，其中四女早逝。崇祯十七年(1644)，思宗还有两个女儿，即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崇祯帝自杀前，入寿宁宫，长平公主牵衣而哭。崇祯帝说："汝何故生我家？"挥剑砍去，断长平公主左臂，昏死过去。接着，思宗入昭仁宫，砍杀昭仁公主。长平公主昏死后，被人抬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五天后竟然苏醒过来。顺治二年(1645)，长平公主上书给清世祖，请求准予出家。清世祖不同意，命将长平公主许配给当初思宗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并赐给土田、府邸、金钱、车马。但长平公主经历家破国亡之痛，郁郁寡欢，次年逝世。
　　思宗共有7个儿子。其中，周皇后生子三人，即太子慈■、怀隐王慈■(皇二子)、定王慈炯(皇三子)；田贵妃生子四人，即永王慈■(皇四子)、悼灵王慈焕(皇五子)、悼怀王(皇六子)、皇七子。崇祯十七年(1644)，太子16岁，皇三子定王慈炯14岁，皇四子慈■应当也有十余岁。除了这三个儿子外，其他的儿子都已早逝。与对待女儿的方式不同，思宗在死前命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分别藏匿于公卿贵戚家中。
　　太子来不及去成国公府，便隐匿于民间，定王和永王一齐去了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城，命令搜寻太子与定王、永王。二十日清晨，嘉定侯周奎将定王、永王交出。太子据说亦被李自成的军队搜获。太子与闯王李自成之间还有一段对话。太子挺立不屈，谈吐自如，问李自成说："何不杀我？"闯王说："汝无罪，我岂妄杀！"太子说："既然这样，听我一句话：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我百姓。"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东征吴三桂时，定王、永王随军前往。据说，太子当时也在军中。据《明史》记载，李自成曾封太子为宋王。此后，太子、定王、永王的下落都不清楚，或说曾被吴三桂夺去，或说定王曾在城南遇害。崇祯十七年(1644)十一月，北京出现皇太子；顺治二年(1645)南京的南明小朝廷中亦出现皇太子。无疑，两位皇太子中必有一假。
　　先说北京出现的皇太子。崇祯十七年(1644)十一月的北京城，已经牢固地掌握在清朝的手中。然而，一个貌似太子的男子在一位太监的陪同下出现在嘉定侯周奎府中，自称皇太子。当时在周奎府中的长平公主见后，两人抱头痛哭。单看这一节，想来太子应该是真的，否则以长平公主之心如死灰，何以会与一个陌生男子抱头痛哭？而且，长平公主与太子都是周皇后所生，乃是一母同胞的姐弟，怎么可能认错呢？周奎举家向太子行君臣之礼，并问太子："你一直藏在哪里？"太子回答说："城陷之日，我单独藏匿在东厂门外。一日夜出，潜至东华门，投身于一个豆腐店里。店小二心知我是避难的人，给我穿上旧衣服，让我在灶前烧火，又害怕我暴露，五天之后将我送到崇文门外的尼姑庵中，在那里假装贫困无依的孤儿住了半个月。常侍(太监)来尼姑庵，发现了我，又把我带回家，藏在密室里。听说公主还在，所以就来相见了。"说完，与公主哭别而去。
　　几天之后，太子又来了，公主告诫他说："慎毋再至矣。"也许公主明白，三月份周奎既然能把皇三子定王和皇四子永王交给李自成，这次也许会再出卖太子给清朝。果然，十一月十九日太子再来，周奎留宿太子。二十二日，他要求太子自称姓刘，是一个假太子。太子说："悔不从公主之言，今已晚矣。"当晚，周奎令家人将太子逐出门外。太子出门后，被巡逻的清兵以"犯夜"罪逮捕，交给刑部审理，断为假冒太子。
　　主审的刑部主事钱凤览找来原司礼监太监王德化、原锦衣卫10名侍卫太子的锦衣卫来辨认，都说是真太子。侍卫们还下跪说："此真太子，愿毋伤。"于是钱凤览上书朝廷，指责某些明朝的官员以真太子为假太子。周奎等人竟然还说："即以真为假，亦为国家除害。"这位昔日的国丈，似乎已完全将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新的"大清国"的臣民了。最后，摄政王多尔衮出面，宣布将太子押于监狱，后来被处决于狱中。凡争言太子为真的臣工都被处罚，钱凤览处以绞刑。这件事情详细地记载于《甲申传信录》，与《明史》中李自成封太子为宋王的情节有所出入。
　　而且，清人所编的《明史》中也未提及这一次在北京出现的太子，而只提及南明小朝廷中出现的皇太子事件。《明史》是不是故意回避这一次事件呢？孟森就认为北京出现的太子是真的，而南明小朝廷出现的太子是假的，但百姓痛恨弘光政权朱由崧，所以宁愿相信是真太子。那么，南京出现的皇太子事件是怎么样的呢？顺治二年(1645)三月一日，太监李继周奉弘光皇帝朱由崧之御札，将盛传正流落于苏州、杭州的皇太子接到南京。据说，太子本不愿去南京，行前曾问李继周说："迎我进京，让皇帝与我做否？"李继周说："此事奴婢不知。"皇太子入南京后，被安排在兴善寺暂住。弘光帝派两名太监去见太子，辩认真伪。两人一见太子，就抱头恸哭，脱下衣服给太子穿。
　　弘光帝得知之后，大怒，说："真假未辩，何得便尔。"接着便处死了两名太监，并杀了李继周灭口。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也来探视，正视良久，不敢表态。太子呵斥道："卢九德，汝何不叩首？"卢九德下意识地跪下便叩首，说："奴婢无礼。"太子说："你才隔多长时候，肥胖至此，可见在南京受用！"卢九德只敢叩头："小爷保重。"卢九德向弘光帝的报告是："有些相像，却认不真。"皇太子在南京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引发了弘光朝的政治危机。处于长江中游的左良玉，就以护太子的名义进逼南京；在江北的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也上疏要求善视太子。但是，弘光帝深知，如果太子是真，自己捡来的皇位可能就不保了。因此，在他的布置下，辩认工作慢慢地便朝"假太子"的方向转移。尤其是曾经充任太子讲官的王铎，更是一口咬定太子是假。
　　最后，审讯的结果是：假太子真名叫王之明。接下来的审讯过程颇有意思。三月初八，一审问官指太子为王之明，太子说："我南来，从不曾说自己是太子，你等不认罢了，何必更名改姓？李继周持皇伯谕帖来召我，非我自来者。"三月十五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提审。李沾大喊王之明，太子不应。李沾怒道："为何不应？"太子说："何不喊'明之王'？"李沾大怒，吩咐用刑，太子高呼皇天上帝。当时，南京士民都说弘光朝廷欲绝先帝血脉。因此，到最后弘光政权虽然不承认太子的真实性，却也不敢加害太子。五月十日，清军大举南下，弘光帝逃到了太平府。南京市民冲入监狱，殴打王铎，放出太子，并拥太子登上皇位。只可惜5天之后，清军即进入南京城。 
　　当时，清军的统帅多铎问："太子何在？"投降的弘光朝大臣们说："太子是假的，真名叫王之明。"多铎笑道："逃难之人，自然改姓易名，若说姓朱，早就被你们杀了。"一名降臣说："太子原也不承认自己叫王之明，是马士英安排下的。"多铎笑道："奸臣！奸臣！"五月二十五日，多铎设宴招待刚擒获的弘光帝，并将他的位置安排在皇太子之下。皇太子对弘光帝说："皇伯手札召我来，反不认，又改姓名，极刑加我，岂奸臣所为，皇伯或不知？"弘光帝支支吾吾，不敢出声。几个月以后，多铎将太子和弘光帝都带往北京，随后都被清廷处死。皇太子案刚结束，清初又接连出现了朱三太子案。
　　顺治八年(1651)，有冒称崇祯第三子名朱慈焕者；康熙十二年(1673)，有名杨起隆者冒称朱三太子；康熙四十六年(1707)，又有化名王士元者，自称为朱三太子朱慈焕，后被凌迟处死；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之子自称朱三太子，聚众造反。因此，朱三太子案先后出现四次。但是，朱三太子到底是思陵不是指思宗的第三子？思宗的第三子名朱慈炯，即定王。按照皇位继承的顺序来说，皇太子既已被杀，则年龄最大的皇三子朱慈炯是最合法的明朝皇位继承人，这也就是"朱三太子"名字吸引人之处。
　　还有一点，朱三太子案中两次指朱三太子为"朱慈焕"，而不是真正的皇三子"朱慈炯"。原因何在？朱慈焕是思宗的第五子，生5岁即病死。据《明史》记载，朱慈焕死前曾对思宗说："九莲菩萨说：'皇上待外戚太薄，将让他的儿子都死掉。'"九莲菩萨即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思宗觉得此事奇怪，便封朱慈焕为"玄机慈应真君"。所以，朱三太子案中频频以朱慈焕为号召，大概是因为此类活动多依托于民间宗教，所以朱慈焕"玄机慈应真君"的身份具有更大的蛊惑力，应当与真正的皇子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