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是很难确定的,除非它破了。”
—— 格林斯潘
1986年,我在深圳见到了十几年没见的小学老师。他是出生在印尼的广东华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刚从雅加达大学金融系毕业,响应祖国号召,同一大批东南亚华侨的知识青年跑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于是,他成了我在长春市小学读书时的语文和数学老师。
经历了中国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这个老师从爱国青年变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孩子能吃饱饭,1977年他带着老婆和孩子来到香港。不愧是学金融的,他先从建筑工人开始,几年后就开始自己在家里装电子表往大陆卖,后来深圳开放了,他跑到深圳办了手表厂。
在深圳第一次见面,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深圳(香港)环亚电子集团公司董事长,他在深圳的工厂有一千多名工人,是深圳当时最大的电子厂之一。
之后三年,我们没再联系。1990年我在香港油麻地逛街,突然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十元两件啦!十元两件啦!我一回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的老师站在三轮车上在大声叫卖日本的二手衣服。怕他尴尬,更怕自己尴尬,不知怎的我没敢上去跟他打招呼。正在犹豫,突然有人大叫:“走鬼啦!”只见我的老师和其他几个同样卖东西的人,像疯了一样把衣服用任何人类都想象不到的速度塞进包里,推着车子跑了。原来是市政管理人员来了,香港无照小贩专门请人给他们把风放哨。
从油麻地回来后,连忙找名片给老师打电话,所有电话都不通了。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那天没市政的人来,老师的生意也很冷清,我鼓着勇气上前跟他打招呼,本以为他会尴尬,可是老师毕竟是老师。老师跟我说:“我破产了,现在只能做这个生意了。见到你真好,如果没事陪我聊聊天。”
我问:“那么大的工厂,怎么破产了?”
老师说:“咳!都是一个贪字。1986年香港股市疯了,我看不少人赚钱,我这个学金融的虽然知道股市风险大,但还是忍不住进去了,结果越炒越大,最多一天赚一千万,我把工厂也抵押给银行借钱炒股,哪承想1987年股灾一来,我的资金一下子转不动,房子和工厂都给了银行。”
我问:“师母怎么样?”
“她现在在新蒲岗的一件制衣厂剪线头,我们还借了一部分私人钱,这个钱总是要还的。好在这是香港,人只要勤劳就饿不死;只要饿不死,总会有机会。这就是人生。”快60岁的老师说。
老师永远是老师。从此,我明白了香港人说的:“马死落地行”是什么意思。
1987年的股灾是香港人经历的第一次股灾,那是由美国股灾引起的。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一天跌了22%,年轻的香港股市一个跟头倒下了,连关了四天市,当香港股市重开后,香港股民的钱少了三分之二。有一大批香港股民像我的老师一样破了产,其中大部分人永远也没有机会再回到股市。
1990年,我到日本公出,顺便去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参观。由于当时日本股市和楼市如日中天,股市比2007年中国股市还火,市盈率到了100倍,一些日本和世界的经济学家纷纷说,传统经济理论对日本不适用,日本正在创造新的经济规律。日本房地产更是不可一世,一个东京市的地价就可以买一个半美国。日本商人在全世界可牛了,到哪儿都像阔佬逛菜市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于是,日本人买了美国金融帝国的象征——洛克菲勒大厦,买了美国电影的象征——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买了加拿大的森林,澳洲铁矿,香港最贵的房子,日本女人买了70%法国生产的LV手袋,日本男人成群结队飞去泰国打高尔夫……
接待我的是一个野村证券的年轻经理,他把我送出野村大楼时,站在大厦旁边的台阶上,指着那座新落成的60多层的花岗岩大厦,不无骄傲地说:“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经济,这个大楼里储存着全球客户的经济数据,野村证券为了保证这些信息的安全,在这个楼下100米处有一个发电站,它可以保证野村证券在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都能正常运作。”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到了1992年日本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了。日本股市从33000点,不到两年跌到了11000点。房地产更是一落千丈,1990年还能买一个半美国的东京,1993年竟然连一个纽约都买不起了。于是,日本企业纷纷从海外抽钱回国救急,不仅把洛克菲勒大楼折一半价卖回给美国人,还把日本好几个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卖给了外国人。
1995年,那位接待我的野村证券经理到香港出差,我请他喝酒,他很沉重地告诉我:现在日本企业自杀的人很多,特别是证券界,他手下一个前年才从早稻田毕业的人上个月跳楼了。电视台现在最热门的电视节目是教人们如何省钱,比如教家庭主妇如何用烧饭的余热煮鸡蛋。
那一段时间,香港大街上的日本游客少了,到高档餐馆吃饭的日本商人也少了。“经济泡沫”这个词第一次在我脑袋里有了真实的感受。从此,这泡沫就经常跟着我了。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了,香港哀声一片。本来1997年上半年形势还好好的,楼市股市不断创新高,人们排着队去酒楼吃饭。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个楼盘卖楼花,买房的人需要前一天晚上去排队。国内一个家喻户晓的大歌星为了走后门买我们的房子,陪我们唱了一晚上卡拉OK。我公司两个秘书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用去排队,每人花80万港元交了三分之一首期,买一个单元,可是房子还没住进去,泡沫就来了。楼价一口气跌了三分之二,这两位小姐那几个月脸色难看得很,眉头之间总挤出一个大疙瘩。原因是她们把已交了80万首期的房子白白送给了银行,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同样的房子,只值90万;如果她们继续执行当时买楼的合同,每月供银行贷款,就要再付160万。
那个还不大懂香港规矩的明星火急火燎地找我退房,我说:“你看到门外那两个小姐吗?她们是我们公司的秘书,在这个公司已工作10年。她们跟你一样,也买了公司的房子,因此她们这10年算给公司做义工了。”
我看大明星有点不明白,就解释说:“她们工作10年,除去吃喝也就攒了80万,交了这套房子首期后,什么都没剩下,可是现在房子又没了,这不等于白白给公司干了10年。如果能退房,她们早退了。你没看这几天报纸讨论吗,很多人买了李嘉诚的房子,现在变成负资产。有人说在这种特殊时期作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应该网开一面,不要再追这些负资产的人所欠的房子余款了。你猜这位首富李先生怎么说?他说:香港是个重合同守信用、风险自担的社会,你没看到金融泡沫只能自认倒霉。如果这个泡沫不破,你的房子赚一倍,我也没理由跟你分利润。”
亚洲金融风暴还没过去,互联网又来了。1999年末和2000年初,全香港的商人都好像疯了。这次不同于以往,越是大商人越疯狂,不管是搞地产,还是搞百货;不管是生产电子,还是生产水泥的;不管是办学校的,还是开夜总会的;总之全同互联网干上了,纷纷办起了网站,注册了名字带有cyber.com、information.net的公司,纷纷向那些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生发出高薪聘书,纷纷与IT公司联姻。
我当时打工的华润创业自然也不能免俗,虽然公司每年有十几亿净收入,但因为同互联网没有关系,股价还不如一个刚创办两年的互联网公司。股东不干了,说:如果你们再不进入IT,就要找人收购。于是,我们只能绞尽脑汁往互联网上靠,先是付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咨询费,请世界最大的咨询公司出主意,可是那些从美国飞来的高级脑袋除了给我们写了两大本资料外,任何问题也没解决;其实他们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互联网里的虫,我作为公司总经理当时连发电邮都不会。
可是商场是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游戏。当时许多如雷贯耳的经济专家都说:互联网技术会创造一个全新的经济,谁跟不上,谁就会被淘汰。想想看,谁不害怕呀?于是,我们也拼命想找一家美国技术公司“结婚”。经过投资银行的介绍,美国一家大公司的副总裁来香港,期间可以跟我们谈谈。可是时间约到早上8点,这在香港是非常罕见的商务会谈时间。我当时有点纳闷:看来互联网的人就是不一样!第二天早上,7点50赶到人家香港分公司,一进接待室我差点晕了,原来在我们前面已有两批人,一批人正在会议室里同那个副总裁谈着,另一批人还在会议室里等着。8点45分,轮到我们,30分钟谈完,结果不用说了。
2000年初正当我被互联网搞得晕头转向时,一个朋友找到我,他与一个美国基金创办了一个互联网公司,在香港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壳,市值一下子升到200亿。他请我加盟。我说:我可不懂互联网。他说:你只要懂上市公司运作就行。于是,他开出了我不可拒绝的条件——3亿元的公司股票,外加7位数的年薪。做着亿万富翁的美梦,我在新公司上班了。可是上班的第一个天,互联网泡沫破了,第一个月我的3亿元变成2亿元,第二个月变成了1亿元,第三个月……我的股票变成3000万,而且有行无市了。
互联网泡沫灭了。中国雄起了,进入21世纪后,雄起得不得了。中国转眼之间成了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国、世界第三大经济发展国。2007年中国这头昏睡的狮子,终于彻底醒了。深圳的楼市开始超过香港的新界,上海北京的写字楼也开始赶上纽约,开户炒股的人到了1亿。于是,一下子创造了世界第一大银行、第一大石油公司、第一大房地产公司、第一大保险公司……这一年全世界500强排名乱了,因为那些老牌500强纷纷被突然变大的中国公司挤出去了。
中国商人在世界上开始扬眉吐气了,腰里揣着大把钱,也能想买谁就买谁了。于是,中亚和非洲的油田,拉美的铜矿和铝矿、澳洲的铁矿和煤矿频频被来自中国的买家问价。澳洲有些人小心眼,看中国人要收购澳洲最大矿业公司,竟以会威胁本国民族经济给否决了。2007年世界经济的焦点放到了中国,全球的经济天才都在讨论中国股市和楼市,一派说泡沫太大了,另一派说中国正在改写世界经济,潜力远远还没发挥出来。
可惜世界经济还没改写完,美国那边次贷泡沫又碎了。中国股市进入2008年,少了近三分之一。记得2007年9月我回长春度假,碰到我母亲一位老同事。一个当了一辈子会计的75岁老头,成了中国第一代“基迷”。他把报纸上所有有关基金的报道用剪子剪下来,钉成三本半大书。他把家里所有闲钱都买了基金。
我问他,现在买股票是不是风险太大?老头说,他买的不是股票,是基金,基金是由金融专业人士管理、抗风险能力最强的综合投资工具。他刚买的qdii是走了银行后门才买到的,现在不到一个月就赚了5%。春节后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老头投到基金的20万元,只剩了10万元,现在有些精神不正常。老伴治病需要钱,他捂着就是不卖,整天到银行管人家要钱。见谁跟谁说:基金经理都是骗子。
我是1955年出生的,以上是我活到现在亲身经历的经济泡沫。其实,所有学经济的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泡沫比比皆是,比如:19世纪英国的南海金矿泡沫、荷兰的郁金香股票泡沫,20世纪初的美国铁路泡沫、造船泡沫、杠杆并购和垃圾债券泡沫……
让我奇怪的是:人类怎么一点都没有学聪明?尽管每一次泡沫都有过去的影子,可是人类还是一次次重蹈覆辙。诺贝尔经济学奖快有一个世纪了,那么多聪明过人的脑袋得了这个奖;卫星在万里的星空中,能算出你把钥匙藏在家门口的第几块砖头下;人类也能把羊变成人,怎么人类就是不能避免这些如此相似的泡沫?
今年我正好六十岁,我相信我找到了答案——人类在科学上能传承和积累,因此,人能把人送到月亮上;但人类在智慧上不能传承和积累。我认为“以史为诫”和“读史明志”对人类不灵,人类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像公元前欧洲种族之间的屠杀在二战犹太人的集中营依然上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反右”和“文革”中变本加厉一样,经济不论发生过多少次泡沫,泡沫还会再发生。
因为人类就是人,人类就是由每一代的你和我组成的。尽管我们的父母都会告诫我们,不要玩火,火会烫手!可是有哪个人没有被火烫过?!人只有被烫过,才成熟;人成熟了,就是离开舞台的时候了;舞台永远是新一代人玩火的地方;每一代人只能从自己的经历中长大;每一代人都要创造自己的泡沫和体验它的破碎。
这就是黑格尔说的:历史能给我们提供的惟一借鉴,就是我们从历史不能得到任何借鉴。
有人可能说:经济泡沫中损失的是不太懂经济的大众,经济领域的专业精英——经济学家、银行家、基金经理……他们应该能比一般人更早知道泡沫的,从而更多地避免损失。可是大量统计研究证明:这些精英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在预测泡沫的水平上一点也不比老百姓强,因为他们在股市中的平均收益同股民大众一样,他们比普通股民惟一多赚的只是手续费。
难怪诚实的格林斯潘说:“泡沫是很难确定的,除非它破了。”
作者:黄铁鹰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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