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的不平静,就不会幸福

幸福在哪里(代序)
一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 
  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二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您信佛吗?”我问。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 
  四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 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 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像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 
  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五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 主,在车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 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六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七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八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 
  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九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许短期内房价会表态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所以,热了《蜗居》。 
  而《暗算》的另类流行,又暴露着职场中的生存不易,论资排辈经过短暂退却,重又占据上风,青春,在办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张扬,不大的年龄却老张老李的模样。 
  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十 
  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 
  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并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 
  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 
  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 
  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 
  十一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 
  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十二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 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于是,都在抢。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同伴,原来他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别说让生活慢下来,能完整看完一本书的人还剩多少?过去人们有空写信、写日记,后来变成短信、博客,到现在已是微博,144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交流都变得一短再短。甚至144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有了“标题党”。那么,下一步呢?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十三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附:柴静写给白岩松
1
十年前,陈虻找我的时候,原话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象他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我跟台长分一组,白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 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最后好象钱包也被抢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现金。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 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试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一晚上他就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你喜欢谁的音乐?” 我好象说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问“华人的呢?” “罗大佑” 就这两个,他没再问什么问题,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2
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验,日子不好过。现在想起来,他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他心里估计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当时我不理解他,后来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这个腥烈的战场上生存。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写了,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惭愧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3
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多离开的人钥匙串上,都是挂着新闻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精光铮亮。 2008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 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
4
这几年,他做时评,天天在新闻的风口浪尖上。有人说,说这些干嘛,就算没有风险,有什么意义。他在书里写到他的节目《新闻1十1》,“多简单的名字,1十1=2,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十1=3.” 所以他说的捍卫常识,其实是要用千斤之力来扭住的。他在书里说到喜欢曾国藩,没细说,我大概理解一点,因为想要有所建设的人,多半是象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哪方都不讨好,保守派觉得你冒进,激进派觉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撑。我没听他沮丧抱怨过,我遇到事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岩松妈妈七十多岁了,我有次见她,老人家看我一会儿说,老看你节目,别让你妈担心。然后说,“我天天看电视,也替岩松揪着心。” 这话我听了心里挺难受,所以有时候也想劝劝他。他就一句话,“有人在前头,你们也好走些”
5
他这本新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上面写“柴静:这一站,幸福”。我翻开扉页,上面印着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身为同事,看这书时最触动我的,是他满腔没有说出的话。他曾经以年青人的狂狷,写过《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岁,鬓角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地压在肩上。我们不多交谈,只每年秋天,新鲜的内蒙羊肉来了,他就叫上八九个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点儿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他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 他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跪下”。我回头看到他泪光闪闪。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以他的资历,他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拐弯,只是往前走去。

Chinese, Simplified(简体中文)